娱乐观 | 宋冬野吸毒，国产民谣缺修辞也缺灵魂

2016年10月13日，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同日，中国民谣歌手宋冬野因为吸毒被警方抓获。有评论戏称，国外的民谣歌手拿了诺贝尔，国内的民谣歌手进了派出所。

单纯将国内新生代民谣歌手与世界民谣和摇滚双料大师鲍勃·迪伦进行比较显然有失公平，即使与美国当代的流行音乐工作者比较，国内民谣歌手依然有多个层面的差距。值得深思的是，瑞典文学院给出的鲍勃·迪伦的获奖理由，并不是音乐层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是因为他给“歌曲带来诗意的表达方式”。

很多评论称诺奖这一次颁给了灵魂而不是修辞，这并不中肯：鲍勃·迪伦自己曾说，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即使不谈论鲍勃·迪伦出版过的那些货真价实的诗集，仅凭歌词这种流行文化载体本身的文学性，鲍勃·迪伦便足以获得世界文学桂冠的加冕。

沿着反叛独立、民权运动、嬉皮士、垮掉一代、亚文化这些标签，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出过40张专辑、写过超过400首歌曲的鲍勃·迪伦的创作史，几乎是美国若干代人的精神成长史。他写作的或艰深或奇绝或奔放的歌词，在诗性之外，还有强烈的现实指涉和人文关照。《Like a Rolling Stone》之著名，让“Rolling Stone”（滚石）成为乐队、唱片公司的名称，成为流行乐的标签话语；《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扬）的惊艳开头“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称得上男子汉”，早已成为众多诗歌、歌词、文案写作者描摹的经典句式。其作品主题的涉及面广、文字表达方式多态变幻精确，结合流行音乐独有的惊人传播力，让这些文字超越传统文学，真正成为进入大众文化时代的脍炙人口佳作。

伟大的诗人一生都在斗争，与时代的压力、庸众的期许以及内心的惰性作斗争，拒绝与世界和解。他反叛地第一次给民谣吉他插上了电，而被民谣界视为叛徒，也开创了民谣摇滚的伟大之路。作为诗人的鲍勃·迪伦，他在创作《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这样的伟大作品之后，一再反对自己，写出《Highway 61 Revisited》这样伟大的叛逆之曲。他的诗作成为垮掉一代的精神赞歌，是那个时代迷茫人群的清醒剂。同时，这些与主流文学批评视野的规范文学创作大相径庭的作品，拒绝被正统文学批评学理削足适履地拆解、评判和误解。

现在，来自诺贝尔奖的认可，必然让这些作品再次进入正统文学视野，被置入文学专业范式研究的放大镜下被研究。在正统文学社会影响力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将诺贝尔文学奖给颁给流行乐界的诗歌大师，既显得名正言顺，又是这个奖项在传播影响力上的一次野心突围。

我们不敢奢望中国摇滚和中国民谣这些舶来作品能够迅速生产出鲍勃·迪伦。事实上，放眼世界流行音乐界，鲍勃·迪伦这样的殿堂级大师也是屈指可数。即使是这些受鲍勃·迪伦影响的当代流行音乐从业者——罗大佑，崔健，早期的汪峰、黑豹、李志，都已经因为作品中呈现过类似的精神品质和作品特质，被歌迷反复推崇，在内心高举而加冕。

而伴随互联网的兴起，告别唱片载体的流行乐音乐而进入电子化、pub化、快速消费化的新生代民谣歌手。在遍地开花的音乐节、四处兴起的livehouse、被当成教父老师供奉大众娱乐节目，成群结队虔诚忠实的歌迷群体——这些便利直接的抵达受众的信息通道，让宋冬野们可以迅速找到自己的听众拥趸，完成创作冲动的释放和情绪的表达，但他们距离鲍勃·迪伦的国产追随者们，都还有很长的距离。

不可否认的尴尬是，国产流行乐自视甚高的两个圈子里，民谣不迷茫，摇滚不愤怒，更多是情感媚俗化、主题模糊化、歌词同质化，充盈着软弱无力的时代油腻。鲍勃·迪伦的作品，在愤怒、批判、抗议之外，探讨过哲学、爱情、宗教、文学等母题，巧妙熟练化用圣经、金斯堡、艾略特等作品中的典故与技巧，名曲《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沿着瞭望塔行走）》用典自旧约《以赛亚书》。而我们的民谣歌手的作品，大多被“妈妈、南方、青春、流浪，鸽子、姑娘”这些意象反复包裹，吟唱相似的情绪。作品精神气质上已囫囵注水，歌词文学修辞上浅尝辄止，很难看到他们的艺术野心。

在这些娱乐至上的时代中的民谣歌者、摇滚歌者身上，都很难寻到鲍勃·迪伦那样的精神气质。他们对既有成就充分贪恋和享用，但缺乏直面现实与生活继续写作的勇气；他们灌制青春艳遇、流浪旅行这些小时代一样的小情绪鸡汤，满足于迅速致幻歌迷的路径依赖；他们清醒且小心地把握这个时代表达题材的尺度与深度，努力做一个个老老实实的抱琴偶像。他们完成各种和解：与自我内心冲突和解，个人化叙事与时代冲突和解，创作冲动与歌迷期待的和解，一次次路过鲍勃·迪伦式的自我反对。

什么是民谣最重要的特质？在电影《醉乡民谣》里，科恩兄弟借民谣歌手的口吐槽到，“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它就是民谣”。在这部电影里，鲍勃·迪伦以范·洛克的继任者形象，1961年在格林威治的小酒馆默默无闻地第一次上台表演。现在，这种既不从众也不易过时的民谣本身的诗性、文学性，在鲍勃·迪伦这里得到了承认，这样的承认既有灵魂层面，也有修辞层面，这位民谣歌手用自己的表达抹平流行文化与正统文学的界限。

相比之下，在鲍勃·迪伦被诺贝尔加冕的夜晚，审视我们的国产民谣、国产摇滚，真正让令人感到忧伤的并不是民谣艺人的吸毒丑闻，而是他们迅速被自己的名声鹊起所收买的沉溺，在灵魂活力与文字表达上的黔驴技穷：那种带着I feel like I'm knockin' on heaven's door的鲍勃·迪伦式灵魂，仿佛属于另一类音乐作品。